以社会保障行政为例，该领域的信息利用存在于诸多环节。

但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厌恶诉讼的倾向，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曾经被认为是件不很光彩的事情，加之在制度上设定的原告适格范围狭窄，导致国民几乎不提起行政诉讼。该法第15条之七规定，在只有补偿金成为争点的场合，根据简易的补偿金仲裁制度，可以谋求纷争的迅速解决。

[60] 参见[日]松本英昭著：《要说地方自治法》，行政2002年版，第161页-第162页。[27] 4.土地利用规制的主体 日本的土地利用规制，从前一直被认为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支配型。[60]对于都市计划而言，即便其满足了事项性界限，也必须另外对作为自主条例的土地利用规制是否违反都市计划法令进行检讨。此种经验教训值得重视，尤其是在适用反射性利益论之际，须注意区分对象、区分阶段，就个案展开正当程序理念的检讨。[26] 参见[日]安本典夫著：《土地利用规制与补偿（一）》，载《立命》第223·224号，1992年，第412页-第413页。

[35] 参见[日] 藤田宙靖著：《关于土地基本法第2条之意思的备忘录——关于土地的公共福祉优先是什么》，载《行政法的基础论》（下卷），有斐阁2005年版，第323页以下。[65] 参见[日]阿部泰隆著：《溯及立法、赶末班车对策（一）》，载《自治研究》第68卷第7号，1992年，第3页以下，第3页。本文沿用了《审查法》的用法。

[29] [日]矶崎初仁著：《土地利用规制的条例制定和分权改革（上）》，载《判例时代》第1021号，2000年，第56页。例如，《关于核原料物质、核燃料物质及原子炉的规制的法律》第24条第1款规定的（由于核物质污染物及原子炉造成的）灾害防止上不存在障碍这种许可基准，法院判决皆将其解释为保护周边居民的具体且个别的利益的规定。在两者博弈的情况下，应当从信赖保护的角度出发来确定是否应当制定或者废止法令。（二）执行停止申诉制度 1.《行诉法》确立的执行停止要件 《行诉法》第25条在第1款提出了执行不停止的原则，紧接着在该条第2款规定：为了避免因为处分、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执行而产生重大的损害而具有紧急之必要之时，法院可以根据申诉，以决定处分的效力、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执行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的停止（以下称为‘执行停止）。

当然，对于收用委员会的裁决程序来说，并不适用该标准处理期间。关于土地收用程序，土地所有者等提起行政诉讼尤其是抗告诉讼，从数量上看并不多，但是，伴随着大规模公共事业的增加，对多数当事人的所有权及其他权利能够直接、间接地带来影响的机会增多，提起抗告诉讼案件数将必然地增加，其重要性将更加提高。

其二是采用能够客观地确定判断该程序性基准的方法。《口袋六法》，有斐阁2017年版，法令名略语。这种情形称为规制性收用。大阪高等法院判决，1988年6月24日，载《行裁例集》第39卷第5·6号，第498页。

[23] 1973年10月18日，最高法院判决（土地收用补偿金请求事件判决），载《民事判例集》第27卷第9号，第1210页。这样一来，国民基本上可以事前预测到自己是否将被许可，从而有的放矢地展开相应工作。为了准确展示问题所在，在这里不妨引用这段较长的裁定内容：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等规定，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行为和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主要是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应予审批、核准或备案（以下统称项目审批行为）。鉴于一旦采取执行停止的原则，就存在因为诉的提起而阻碍行政的圆满运营，进而存在产生滥诉之弊的危险，日本《行诉法》第25条第1款采取了执行不停止的原则：处分的撤销之诉的提起，不妨碍处分的效力、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执行。

（三）土地收用计划阶段向利害关系人公开并征求其意见 伙伴型的行政运营不仅表现在土地收用过程中纷争解决手段的创新上，而且体现在法典的规范之中。[日]西田幸介著：《计划策划制定程序和参与——以都市计划为素材》，载[日]芝池义一等编：《城镇建设、环境行政之法的课题》，日本评论社2007年版，第177页-第178页。

注释: 主要参考文献： 1. [日]远藤博也著：《计划行政法》，学阳书房1976年版 2.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3.杨建顺著：《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总论》《行政组织法》《行政救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日]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日]村上武则著：《行政改革中土地收用法修改与收用委员会》，载《阪大法学》第52卷第3·4号，2002年11月 7.[日]见上崇洋著：《土地收用中公益性判断的裁量统制》，载《政策科学》第13巻第3号，2006年3月 8. [日]下村诚著：《土地利用中的一时性规制与损失补偿》（上）（中）（下），载《高冈法学》第19卷第1·2合并号，2008年3月。[9] 《土地收用法》上的事业认定，是指大臣（以前是建设大臣，现在是国土交通大臣）和都道府县知事根据起业者的申请，对起业者所欲实施的某具体事业（包括关联事业）是否属于可以收用或者使用土地等的事业进行认定的行政行为。

这里所谓全面的利益衡量性的思考,是指要对处分后经过期间的长短、土地利用状况的变动程度、利害关系人的范围等与由于违法处分而使原告所蒙受的损害程度等进行综合考虑，以决定事情判决是否适当。由于判决时该事业已经有所进展甚至已经完工，要推翻在处分之上建立起来的既有法律关系、事实状态，往往存在诸多困难，经过全面的利益衡量性的思考，就比较容易承认事情判决。根据该规定，在公共事业的早期计划阶段及早对利害关系人广泛进行信息公开，征求其意见，在获得利害关系人理解的基础上展开土地收用工作，这体现了正当程序理念，是正确的方法论，亦是对利害关系人予以基本尊重的正确价值观。该判断完全根据国民经济的、专门技术性的观点，对起业地内的土地等的权利者的不利和由于土地收用所实现的事业带来的公共利益进行比较衡量。作为开发者，在规制变更之前试图将其既得权化。（三）事业认定周边居民的原告适格之争 都市计划事业、土地区划整理事业、公共设施的设置等大规模事业的实施，并不限于属于该事业的施行范围的地域，对其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各种各样影响的情况也不少。

[17] 参见[日]安本典夫著：《都市法概说》，法律文化社2008年版，第23页-第24页。从前，日本在收用委员会的裁决程序阶段，也有事业的认定中公益性判断成为问题，结果是拖拖拉拉地进行讨论，导致程序迟延的情形。

特指日本，用土地收用。[46] 参见[日]小泽道一著：《逐条解说·土地收用法》，行政1987年版，第262页，第602页。

一、伙伴型的行政运营与土地收用的参入程序前移 （一）伙伴型的行政运营模式 在日本，通过全面学习欧美尤其是英国在共同体建设方面各种各样的经验，在许多行政领域强力推进通过民间社会资金等的活用来促进公共设施等的整备即私人融资计划（PFI）以及通过和民间社会资本合作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伙伴关系（PPP），掀起了公私合作及公私协动的浪潮。换言之，土地收用不适用《行政程序法》关于对申请的处分和不利处分的具体规定，但不能排除适用《行政程序法》上的通则性规定。

第30号2012年3月 9.杨建顺著：《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均衡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９期 10．杨建顺著：《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07版建顺微思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摘要:  正确认识和慎重适用反射性利益理论或曰保护规范理论，不仅对于推进行政诉讼原告适格的扩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行政主体的职能定位和科学立法、良法善治也具有深远的助推价值。这样便排除了民事法上假处分的适用。[11] 参见[日]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例如，在对申请的处分程序中，规定了标准处理期间等。对于行政程序来说，既要考虑对权利利益的保护，又要考虑国民或者居民参与这种来自民主主义的要求。

[71] 参见[日]佐藤岩夫著：《都市计划和居民参与——从居民参与的观点看修改《都市计划法》的评价和课题》，载[日原田纯孝编：《日本的都市法Ⅱ》，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第416页。[2]本文的关注点是土地征收的正当程序论，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的上述逻辑为本文命题提供了反向思维的重要契机。

[45] （四）《土地收用法》第20条第3项的解释 作为事业认定的要件内容之一，《土地收用法》第20条第3项规定了事业计划是有助于土地的适正且合理的利用的。关于事业认定的法律上的性质，有确认行为说、设权行为说以及确认和设权两者兼有说等不同见解。

[67] 参见[日]西田幸介著：《计划策划制定程序和参与——以都市计划为素材》，载[日]芝池义一等编：《城镇建设、环境行政之法的课题》，日本评论社2007年版，第178页-第179页。[6] 参见[日]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在计划期间内，自治体必须精励于计划的制定，如果自治体没有诚实地行动，而延长了规制期间，便会被要求从公正和正义的观点出发支付补偿。2.事业认定程序的迅速性和适正性的兼顾 效率是行政的生命。

但是，将损失补偿限定为对财产权的补偿，并客观地计算补偿额的观点，在逻辑上具有局限性，也存在不符合补偿实际情况的场合。[43]可是，关于《电气事业法》第48条第2款第1项规定的、作为火力发电所管道设置认可处分的要件所列举的技术基准的避免电气工作物给人体带来危害，或者给物件带来损伤，法院则认为，这不是保护周边居民的个别利益的规定，而只不过是以公益的实现为目的的规定而已。

根据该法第63条第1款，关于收用土地的区域等，原则上只能在对申请书等的纵览期间内提交的意见书等所记载的事项进行说明的范围内，以口头形式陈述意见。这是该制度最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之一。

国土交通大臣作出事业认定相关处分的，必须事先听取并尊重社会资本整备审议会的意见。这些舆情当然地也对《土地收用法》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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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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